新華網北京１０月６日電（記者吳晶　胡浩　王思北）沒有預告，沒有通知，北京時間５日晚間，中國中醫(y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研究員屠呦呦在家中通過電視得知自己摘取諾獎的消息。

　　６日上午，一直不愿接受采訪的屠呦呦終于把記者請進家門，但一再強調“也沒什么好講的”。

　　從５日晚間獲獎消息傳來，屠呦呦家中的電話就響個不停，祝賀的、采訪的，她的老伴兒李廷釗一邊幫著招呼記者落座，一邊忙不迭地接著持續(xù)響起的電話。

　　“作為一名科學工作者獲得諾貝爾獎是個很高的榮譽。青蒿素研究獲獎是當年研究團隊集體攻關的結果，是中國科學家集體的榮譽，也標志中醫(yī)研究科學得到國際科學界的高度關注和認可，這是中國的驕傲，也是中國科學家的驕傲。”這段獲獎感言，屠呦呦寫在一張紙上，一字一句地向記者念出來。她的聲音清脆，口音夾帶著濃濃的寧波味道。

　　秋日的陽光透過陽臺照進客廳，把米黃色的沙發(fā)照得很亮。年過八旬的屠呦呦身著紫紅色飄帶領襯衫，外披一件駝色勾花針織開衫，整潔利落的卷發(fā)全部梳向腦后。由于聽力原因，她向記者的方向前傾身體，專注地望著記者的眼睛。

　　“我確實沒什么好講的，科研成果是團隊成績，我個人的情況在這兩本書里都講得很清楚了。”與前晚記者在電話中溝通的情況一樣，沒說兩句，屠呦呦又開始回避談及自己。

　　茶幾上，放著屠呦呦向記者推薦的兩本書，一本是化學工業(yè)出版社出版的《青蒿及青蒿素類藥物》，另一本是《２０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概覽》。前者是她學術研究常用，厚厚的卷冊已被翻得起了毛邊；后者剛剛從柜子中取出，藏青色的皮質封面蒙了薄薄的塵。

　　“當年，全世界都面臨著這樣一個重大課題，必須要有新的抗瘧新藥來解決老藥的抗藥性問題，國內外做了大量工作都沒有滿意成果。”回憶與青蒿素的第一次接觸，屠呦呦的眼神清亮，語氣中不乏興奮和自豪：“文化大革命什么都停滯了，科研攻關的難度相當高，我是北醫(yī)藥學系（現為北大醫(yī)學部）的，又到中醫(yī)研究院學習，但是做來做去很難，后來通過系統(tǒng)查閱古代文獻，發(fā)現了重新提取青蒿素的辦法。”

　　上世紀６０年代，引發(fā)瘧疾的寄生蟲——瘧原蟲對當時常用的奎寧類藥物已經產生了抗藥性。１９６７年５月２３日我國啟動“５２３”項目，動員全國６０多個單位的５００名科研人員，同心協(xié)力，尋找新的抗瘧疾的藥物。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相關領域的學術權威統(tǒng)統(tǒng)靠邊站，時年３９歲的屠呦呦臨急受命，成為課題攻關的組長。

　　當時，青蒿素的提取仍是一個世界公認的難題，從蒿族植物的品種選擇到提取部位的去留存廢，從浸泡液體的嘗試篩選到提取方法的反復摸索，屠呦呦和她年輕的同事們熬過了無數個不眠之夜，體會過無數次碰壁挫折。

　　“北京的青蒿質量非常不好……我嘗試用葉子，事實證明葉子里才有，梗里沒有……做完動物實驗后發(fā)現１００％有效，再在我們自己身上試驗藥的毒性……我們嘗試用乙醚替代酒精，發(fā)現去除毒性很有效……我們又做化學結構，通過改變藥物的結構克服原有的耐藥性……后來我自己的肝臟也壞了，我的同事們也有很多得了病……”提起艱苦歲月和付出的犧牲，屠呦呦沒有抱怨，反倒是充滿懷戀。

　　屠呦呦和李廷釗是中學同窗，１９６３年結婚，育有兩女。１９６９年屠呦呦加入“５２３”項目時，在冶金行業(yè)工作的李廷釗也同樣忙碌，為了不影響工作，他們咬牙把不到４歲的大女兒送到別人家寄住，把尚在襁褓中的小女兒送回寧波老家。